[7] 二、标准法律属性论的理论缺陷 如果将标准法律属性论置于我国标准化的实践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标准法律属性论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

例如，德国私法学界曾根据德国民法第463条第2款，出卖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买受人得请求不履行损害赔偿，类推出出卖人故意告知标的物具有实际上不存在之优点，买受人得请求不履行之损害赔偿。[71]Vgl.Rolf Stürner, Das Zivilrecht der Moderne und die Bedeutung der Rechtsdogmatik, Juristen Zeitung 11(2012). [72]参见前引[69]，Pawlowski文，第426页。

没有理性的论证文化，就没有法教义学运作的余地。[46]两种立场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认为法治所提出的要求仅仅是形式性的。法教义学的形式性对于法律主体的个人行动自由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保障了个人的行动计划受到预先确定的同等标准的衡量。[73]关于本案案情、论证及其影响，参见陈征：《〈明镜周刊〉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2辑）：言论自由》，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以下。例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8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因此，在实体意义上，法教义学是关于一国现行实在法的知识体系。这并不是说教义不可被推翻，而是说如果任何法官想要作出不同的判决，就必须拥有更好的论据，必须指出现有学说和法院惯例的不足，即为此承担论证负担。秉持法律准绳，用好法治方式。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法治模式的精辟定性，即中国法治作为现代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应当是形式上的法律之治，更应当是实质上的良法之治。带着对这个时代主题的关怀和思考，近百名法学家云集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30周年为契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扬解放思想、求是创新的理论旗帜，以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的对接为抓手，开启了新时代中国法学科学化、现代化的新征程。在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法学新概念、新范畴，是破解我国话语逆差的关键，是提升我国法治话语权的历史性任务。

法理中心的含义在于把法理作为法学成长的根本动力和良法善治的价值根基，它的本质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对义务之理由的追溯，包含了对义务的概念分析，也包容着对义务现实价值和历史背景的观照。

话语体系的本质是争夺话语、制度和实践的合法性，而法理正是其合法性的根据和基础。建构中国特色法学体系需要从学科创新发展的角度，致力于传统学科转型升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跨越发展。法学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学术批判，而只是政治批判，是所谓的左与右的政治互殴。法学的科学范畴是描述性的，而法学的法理命题是规范性的。

不仅要与成型的法理研究成果相联结，又要与未定型的法理要素相联合，以形成有价值的法理命题和新时代中国法理体系。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等等。缺省规则和完备性（DefaultRulesandCompleteness）。我之所以主张把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联结起来，乃是因为这种对接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现实的必要性、方法的可能性。

没有范畴概念体系，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新兴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三是法学范畴研究方法与法理研究方法的对接。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我们有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到汉唐时期，律学概念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中华法学的成型成熟。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快速迈向权利时代，权利倍受关注和尊重，权利话语得到彰显和张扬，权利问题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两种方法不是隔绝的，更不是对立的。这也说明了，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正义语词本身并不是焦点，语词背后的概念以及对概念的法理阐释，才是决定语词之本质、反映实践之性质的关键。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法理学》第五版，从头至尾贯通以法理为中心主题、以法理为研究对象。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军是党领导和管理人民军队的基本方针。

它们像一个个精灵在法律的灵魂深处跳跃，它们穿越在法律的时空中，播扬在法律和社会的广阔领域，是它们激活了法律的生命之原，是它们点燃了法治的理性之光，也是它们成就了法学的逻辑之美。但古代的封建法学的终结并没有换来中国法学的福音，而是被苏联的僵化法学所替代。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而以这一共识为起点的权利义务范畴研究对我国法学发展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学理论，开始了以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学基本范畴的新时期法学理论体系建构历程。

他们提出的法学范畴和话语体系，例如法律的道德性、法律的内在道德、程序自然法、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第一性规则、第二性规则、承认规则、法的模式、法律帝国、法律权威性、法律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制度性事实等，在中国法学界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在法理学中，还是在法律学中，法理概念和法理研究长期处于缺席或半缺席状态。在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推进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深度对接。以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三个核心概念为例：无论持有何种权利学说，无论将其作为权利人的利益、优先性选择或为和不为的自治，我们都必须探求概念背后的法理依据，找到其天然性、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如果不能以理描述概念、以理论证学说、以理追问权利的本源，仅仅作出独断的定义、移植西方或历史的认识、诉诸政治权威的表达，那么，权利范畴的研究就会僵化，甚至丧失生命力。

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面对社会发展和法律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任务。

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作为较早意识到范畴（概念）研究重要性的年轻学者，我在1987年出版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当代西方法哲学》，便是按照法哲学范畴体系的逻辑构建的，囊括了法律的概念和作用、法律与道德、权利和义务、守法和违法、责任和惩罚、法律与正义、法律的与自由、法律与效益等西方法哲学的范畴概念。

佩雷尔曼曾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正义，在各种名义下统治着世界自然、人类、科学、良心、逻辑、道德、政治、经济、政治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理论创新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新概念、新范畴的提出。

二是深化权利义务核心范畴研究。（四）以对接满足良法善治 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对接是实现良法善治的内在需要。法治概念也是这样，除法治的一般概念外，诸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军队、法治社会、法治经济、国家法治、地方法治、区域法治、法治体系等在实践中已经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概念，在理论上也都没有确定其精准内涵，更没有形成概念共识。所以，概念的精准分析和科学阐释就变得尤为重要，这是提升法学理论科学性、普适性的关键一环。

人的权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动植物的权利、机器人的权利已被提上日程。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和谐友善的国家关系，开展和睦开放的文明交流。

这种形态的法治同现代社会的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密不可分，它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对权力滥用的防范控制、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平等保护等。从法律到法治再到法理，体现了法学范畴在理论层次上的跃迁，体现了法治现代化和法学科学化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

正像这次研讨会所显露出的，许多法律、法治范畴的研究创造了新的法理概念、提出了新的法理命题，例如互惠正义、权利的规范力、责任共同体、人类的良知和理性的自律是义务的真正本源、权利本位是以权利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等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